没有红旗的日子
这件事对一汽红旗人的打击是巨大的,智百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眼看着那些无数个日日夜夜浸透了一汽人汗水的红旗轿车工装设备,被无情地解体、瓜分,以至弃置一边,甚至当做废铁扔进垃圾堆时,轿车人欲言无语,欲哭无声,心碎了!”
制造红旗的职工最为伤心,一位老工匠顿足捶胸:“我们的红旗何罪之有啊?”多年为中南海维护红旗轿车的崔洪松老人,至今仍保存着1981年5月14日那天的报纸,他说:“红旗停产以后,每当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红旗轿车时,我的眼泪总是禁不住流出来。”
相关人士提到这段历史,悲伤之情溢于言表。那些为红旗轿车付出毕生心血和青春年华的老工匠们,在红旗下马之后,不少人也相继“告老还乡”,在离开岗位的时候,他们不忘留下这样的嘱咐:“厂里什么时候干红旗,需要时说一声,我还回来。”每个月来厂领取退休工资的时候,他们总是问同一个问题:红旗什么时候有戏?
现年88岁高龄的原轿车厂设计科科长吕彦斌,这个“画”了一辈子红旗的老人,在一汽出车40周年前夕,曾花费了3个多月的心血,换了3副老花镜,完成一幅旷世之作——他把一汽40年来生产的几十种型号的红旗轿车造型,精心而完美地呈现在一张3米多长的图纸上,用以寄托自己对“红旗”的眷恋之情。这幅长卷据说曾挂在原一汽总经理耿昭杰的办公室墙上。
耿昭杰非常伤心:“红旗下马,把一汽人造红旗轿车的满腔热血送进了冰库,表面看红旗停产了,但一汽的人在,阵地在,一汽人的心没有死!”原一轿厂厂长关俊峰也说:“轿车厂分家后,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下一口志气了。”今后如何延续这个寄托着中华民族情感的红旗品牌成为一汽首要的任务。
功过小红旗
耿昭杰引入奥迪项目为红旗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可能,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达成协议,引进奥迪100作为3万辆轿车先导的主要车型。
其实在之前,一汽更有可能的合作伙伴是克莱斯勒或是近邻日本汽车制造商,1985至1986年,一汽引进了克莱斯勒2.2L发动机,之后计划引进克莱斯勒的道奇600中高档轿车,但克莱斯勒却认为一汽没有充足的资金,合作不了了之。
在更早的上世纪70年代,一汽就与日本汽车厂有较多的合作,经过商谈,丰田和日产都婉言拒绝与一汽合作。这样,态度积极的大众成为了最后的合作伙伴,这一决策也奠定了今后大众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1994年,一汽二轿厂在消化吸收奥迪100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组织拆装小红旗,在1994年年底终于试装出了后来被叫做“小红旗”的轿车。1995年,红旗7220型小红旗顺利投产,小红旗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变型车的生产,救活了一轿厂,在1995年扭亏为盈,可是这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许多一汽老职工的不满。
很多老人都向记者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样的情绪:“挂个旗标就叫红旗吗?”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许多关心红旗的普通百姓,在他们的心目中,红旗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车”,尽管它存在着种种问题,可是这是“我们的红旗”,因为对这个产品的爱护,产品质量并没有给红旗的品牌形象造成太大的伤害。小红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感情,打击了大红旗带给人们那种自豪感和自尊心,红旗品牌也开始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个阶段的红旗也就是一轿厂经历着最为艰难的阶段,据关俊峰回忆,1992年原轿车厂分为一轿厂和二轿厂,为了保证二轿厂奥迪车尽快生产,人力、厂房、设备甚至办公用品、桌椅板凳等等都要优先照顾二轿厂。
可对于一汽来说,小红旗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在不具备生产大红旗的条件下,早出一款产品进行延续品牌非常必要。正如原一轿厂厂长高长春所说:“企业是生产产品的经济单位,产品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永远是第一位的,是企业重中之重。一轿厂之所以在1992年处于那种危机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产品。”
高长春描述了他刚到一轿厂上任时见到的情景:陈旧的厂房,零散地分布在有一里地长的一条曲线上,办公室的楼下,车间里不时传出叮叮当当的钣金工敲打零件的声音;原始的手工操作,像一个小作坊。
但不可否认,是小红旗救了一轿厂。随后的一轿厂在这条引用外来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大红旗。毕竟小红旗不能够与大红旗相提并论,大红旗在一汽人和全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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